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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彩云网APP2024-09-28 17:48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专家解析女子因已婚被辞事件******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专家解析“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事件

　　采访背景

　　1月12日，一则“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的消息冲上热搜。据报道，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第一天上班，填完资料，正在了解公司的相关介绍和日常的工作职责时，突然被人事叫到办公室通知辞退事宜，理由是“王女士已婚，后期会要孩子”。

　　王女士称，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自己很生气。事情曝光后，不少网友对涉事企业明目张胆歧视女性就业的行为感到愤怒，纷纷呼吁加大执法力度、优化就业环境，消除女性就业歧视。

　　歧视女性就业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应该如何加强治理解决职场歧视问题？记者为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 本报记者张守坤

　　刚办完入职手续就被公司辞退了！令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颇为不解的是，招聘时她已经告知企业自己“已婚”，面对人事时又明确说自己近期没有备孕的打算，但依然难逃被辞退的结局。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女性就业歧视长期存在：女子怀孕7个月被公司告知“没产假”并被辞退；有酒店要求女员工“怀孕就主动辞职”；一女员工因怀上二胎遭公司解雇……

　　这不仅是对女性的职场性别歧视，更是对劳动法律的漠视。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建峰看来，这种以性别或者婚否为由排除录用、提高录用条件或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显然构成了就业歧视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也违反了妇女权益保障法。

　　王女士被辞一事曝光后，很多网友表示，女性在职场上被歧视的事情数不胜数。有女网友说，自己在面试时会被问到“结婚了吗”“准备生孩子吗”，甚至有企业人事直言已婚未育是劣势。

　　对于一些企业不愿找已婚未孕或正在备孕的员工这一问题，上海市某公司人事告诉记者，原因很简单，就是怕影响工作，进而影响企业效益。女职工产假相当于带薪休假，而且有了孩子后可能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但为何在现实生活中，职场性别歧视依然屡见不鲜、屡禁不止？

　　受访专家认为，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除了观念、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因素外，也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因素。

　　北京市律协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委员会委员杨保全认为，女性在就业过程中所遭受的歧视往往不是以明显直接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以不易察觉的隐蔽方式，甚至是“披着合法的外衣”，女性所遭遇的歧视从应聘、工作、晋升、薪酬福利到退休，贯穿整个就业过程。对用人单位来说，规避法律法规的具体操作办法有很多，违法成本低。

　　在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彬看来，劳动者维权成本高，我国反就业歧视的相关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容易出现受理难、审理难等困境，对劳动者的举证责任要求也比较高，导致维权难度大。同时，有关主管部门在就业歧视问题上的监管力度有待加强，例如，《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还没有将就业歧视明确纳入到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中去。

　　“现有的法律并没有完全平衡好用人单位、女职工以及国家之间的利益。招聘女职工，对用人单位来说，可能加重用工成本，又没有相关分担机制，用人单位必然会排斥女职工的录用。比如，目前奖励产假期间的工资在很多地方都是由用人单位承担，一些地方规定男性享有的陪产假可以‘转让’给配偶享有等。”沈建峰说。

　　女性职场权益，如何才能有效保障？

　　沈建峰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之后，进一步明确了构成就业歧视的行为，明确了对妇女的就业歧视等可以由人社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从而强化了对性别歧视的治理。此外，女职工遭遇就业歧视后，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要求处理。

　　杨保全说，为更加有效地保护女性就业平等权，妇女权益保障法将就业性别歧视纳入公益诉讼范围。由检察机关提起反就业性别歧视公益诉讼，比个人诉讼提起更具优势。因此，如果劳动者感觉维权难度较大，可以求助检察机关。

　　“平等就业权兼有人格权益与身份权益的双重属性。就业歧视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形式，对受害人的救济可参考适用侵权法的责任形式。除了需要补偿受害人实际支出的费用和损失以外，还应补偿其丧失工作机会或工作的未来经济损失。对于用人单位给劳动者造成严重损失的，还应当予以惩罚性赔偿。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应当根据损害的情节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以加大用人单位违法成本，起到规范和约束的作用。”杨保全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沈建峰看来，随着反就业歧视观念的深入人心，目前实践中直接而明确的就业歧视已经比较罕见，很少有用人单位在招聘简章中明确性别要求，也很少有用人单位告诉劳动者不被招聘的原因。目前，隐性的就业歧视比较常见，成为劳动者权益维护的难点和痛点。

　　对于隐性就业歧视，维权最大的难点在于举证。对此，赵彬建议，劳动者要注意收集相关证据。同时，相关部门应该在平等就业的宣导、监督、执法上加大力度，努力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杨保全认为，还应健全司法救济机制。劳动关系成立前的招聘阶段，即受到就业性别歧视的受害人如要提起诉讼，根据既有证据规则的规定，需自行收集用人单位的侵权证据，然而，让尚未进入劳动领域的当事人收集用人单位的违法证据，在实践中的难度不仅远远大于劳动纠纷中的当事人，而且很有可能无法做到，使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平等就业权成为空谈。因此，还需构建系统完善的司法程序。

　　“未来条件成熟时，应进一步完善就业促进法，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或者在劳动基准法中增加反就业歧视的规则，明确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合理分配就业歧视的举证责任，优化就业歧视的救济程序。”沈建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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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中国基层治理的厦门探索：远亲不如近邻******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直击中国基层治理的厦门探索：远亲不如近邻

　　中新网厦门11月21日电题：直击中国基层治理的厦门探索：远亲不如近邻

　　中新网记者杨伏山

　　位于厦门市思明区的深田社区，因为“远亲不如近邻”理念在这里开花结果，悄然形成并发扬光大“近邻”模式，而闻名遐迩。中新网记者近日慕名走进深田社区，近距离感受了这一“近邻”模式散发的浓浓邻里情。

　　在深田社区居委会，一位苗姓阿姨前来社区咨询为其老父亲办理残疾证事宜，社区残疾人联络员陈芳芳热情接待了她。在苗阿姨很快办完手续满意离开之后，陈芳芳告诉记者，苗阿姨父亲当年是抗美援朝战士，办理残疾证享有优惠政策；此前社区网格员已主动入户为其宣讲相关政策福利，并将表格交其家人。

　　平日里，陈芳芳每天手上需要办理的事务不少，协助老人办理相关手续的确会更麻烦、费事些，但每当看到老人家办好事情后开心的神情洋溢在脸上，她很开心，“有一种能帮到人家好有成就感的感觉”。

深田社区居委会为居民提供服务。　李思源摄

　　深田过去地处厦门城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始辟为新居民区，2000年底改制为社区居委会。回溯深田的历史脉络，深田社区网格员陈婷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百家村兴起，许多华侨来此投资落户安家；因为年代久远，百家村周边的这些华侨房子一度产生一些产权及归属相关的历史遗留问题。

　　旅居菲律宾的侨胞施女士就遇上了长达20多年的侨房纠纷问题。她在深田的一处房产长期被人占用，房屋产权及归属问题一搁便是20多年。她身处异国他乡，反映无门。从老街坊邻居处听闻社区“万家和”调解平台上线，她便抱着一丝希望向社区求助。随后，社区调解服务队介入，经过与双方长达3个月的沟通、协调，最终促成双方和解。

　　20多年一直没能解决的侨房纠纷，因为“近邻”模式的亲和力迎刃而解。深田社区党委副书记郭娴琳说，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社区工作人员本着“远亲不如近邻”的精神内涵，多次上门或约见双方见面沟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房屋产权人考虑实际使用人帮忙看护房子那么多年的现实，主动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虽然从法理上说，产权人不需要提供补偿，但产权人主动提供补偿，也兼顾了人情。”郭娴琳说，从调解的角度看，只要双方自愿，也不违反法律，达成共识就都不是问题。

　　在深田社区居住了40多年、退休前为图强居委会主任的林彩霞对记者说，社区居委会工作的初心就是为了大家和睦相处，社区时常组织大家开展各种活动，坐在一起交流沟通，“大家经常见面，经常沟通，感情就好了。”

深田社区组织居民学习交流。　杨伏山摄

　　有了这样的感情基础，居民对社区工作也就有了更多的理解，更乐于自发参与社区治理。林彩霞说，谁家遇到困难了，大家纷纷伸出援手，“都来帮忙，同心协力。”

　　对此，在深田社区居住超过40年的沈丽秀深有同感。她说，过去，小区都是旧房子，环境很乱，邻里之间少有往来，甚至“彼此连楼上住的谁也不知道”，老人有个病痛什么的也没人管；现在，小区设了助老员，新时代实验站多了好多年轻人，对老人非常关心，服务非常全面。“家里要是遇到什么问题，只要一个电话，就有人上门帮忙来了，真的非常贴心。”

　　“邻里关系好了，邻里之间有什么困难，彼此都乐于互相帮助，互相关照，关系就越发亲密。”沈丽秀说。

　　当下，都市里楼房盖得越来越高，邻居之间素不相识的现象却并不少见。郭娴琳表示，深田社区希望用这种“近邻”模式，让邻里关系能够更好。